沈賢洋 朱士泉
孔子有個學生叫冉雍，冉雍才干出眾，能獨當一面，勝任地方長官。孔子說他“雍也可使南面”（《論語·雍也》），于是有人就在孔子面前評價冉雍，說他僅有仁德，沒有口才。孔子聽了很不高興，說：“何必要口才呢？花言巧語，強嘴利舌地同人家辯駁，常常招人討厭。這樣的人不知是否仁，何必要能言善辯呢！”看來，孔子是極力反對那些只耍嘴皮子而不干實事的人的。
是的，孔子向來都反對花言巧語。他說：“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學而》）意思是，花言巧語，裝出和言悅色的樣子，這種人仁心很少。南宋朱熹對“巧言令色”的注釋為：“好其言，善其色，致飾于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四書集注》岳麓書社，1987年6月第1版，1988年8月第2次印刷）這個描述可謂精當。孔子還說：“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論語·公冶長》）我們不禁要問，孔子為何這般討厭花言巧語呢？有口才不是很好嗎？其實，在孔子心目中，他認為花言巧語的人，往往會大言不慚，不肯付諸實際行動（子曰：“其言之不詐，則為之也難！”《論語·憲問》），甚至于還有害國家（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論語·陽貨》）。孔子推崇先把事情做好了，然后再去說（子曰：“先行其言而后從之。”《論語·為政》），他認為，一個謙謙君子，應該“欲訥于言而敏于行”（《論語·里仁》），人生在世，要想處處行得通，必須“言忠信，行篤敬”（《論語·衛靈公》），即使生活中交朋友，也不能同夸夸其談的人交友，因為這種人對自己有害，是“損友”（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論語·季氏》）。
當然，孔子反對花言巧語，并不意味著就摒棄了交際、說話和口才。該說的時候還是要說，只不過要謹慎而已。孔子說過：“多聞闕疑，慎言其余，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余，則寡悔。”（《論語·為政》）要“敏于事而慎于言”（《論語·學而》），如果該說時不說，就會錯過人才；不該說時說了，那就浪費了言語（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論語·衛靈公》）。在孔子看來，說了就要做，“言必信，行必果”（《論語·子路》），說了不做，還“巧言令色”的這種人，實在不可取。看來，言行如一，才是做人的至境。
說，永遠代替不了做；做，才是說的最好明證。一次有益的行動，勝過無用的話語千句。2008年2月6日，正是農歷大年三十。這一天，千千萬萬個家庭，都在舉杯慶團圓。可在河北唐山市，竟有兩對父子兩對兄弟等組成的13位農民兄弟卻千里迢迢遠赴湖南郴州，去義務支援那里的電網搶修。2008年1月的那次五十年一遇的特大低溫冰凍雨雪災害，使得郴州電網幾乎全部癱瘓，為了使那里的人們早日重見光明，13位農民盡管不懂電力技術，可他們能肩扛手提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在勞動了十幾天后，郴州市委給他們共補助了一萬三千塊錢，他們卻毫不猶豫的拿出來捐獻給了災區。農民們并沒有什么豪言壯語，也不會用什么手段來虛張聲勢，可他們則用他們的行動書寫了一大寫的“人”字。他們的行為，讓國人為之肅然起敬，他們的人品人格將長久定格在人們的心中。
大千世界，世事紛紜，人生百態。為生存、為理想抑或為私欲，行色匆匆的人流中，各自都在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物欲橫流，使得多少人在巨大的物質誘惑面前而停止了腳步；燈紅酒綠，讓本來純清的心地也蒙上了一層厚厚的陰霾。有人言過其實，有人大言不慚，有人高談闊論，有人聳人聽聞……他們遠離了真話實話，卻背著良心接受了假話和空話。然而卻都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說千道萬，不如行動一遍！由此，想到教育。老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塑造靈魂，面對成長中的青少年，任重而道遠。老師要用真心去碰撞童心，用真誠面對單純，用靈魂去喚醒靈魂，用激情點燃熱情。因此更要具備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品行。一舉手，一投足，一個微不足道的動作，一句看似不經意的話語，常常會在學生心中留下深深的印痕。不做言語的矮人，要做行為的巨人，應成為警鐘時時在耳邊鳴響。行走在三尺講臺，銘記“巧言令色，鮮矣仁”這句古訓吧，它會使我們的步履更為流暢而優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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