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回憶錄·
徐昭武
編者按：歐陽山在《<邵子南創作選集>序》中談到邵子南與人民的關系這個問題時說：“…后來在解放戰爭時期，他又把我們帶到湖北省竹山縣一帶，使我們和這里的戰士、農民，這里的飽嘗苦難的婦女，都混得很熟，還有這里的被我們俘獲過來的國民黨的兵油子，還有作為反面人物的流氓地痞，我們也都有一些來往。”顯然，這是邵子南未完的中篇小說《三尺紅綾》提供的。徐昭武的文章記述了邵子南在竹山的一些情況和《三尺紅綾》的背景材料，予以發表，表達竹山人民對邵子南的懷念，并供研究邵子南生平和創作的同志參考。
一九四九年二月初，竹山縣城的大街小巷傳播著這樣一個消息：地方干部訓練班(以下簡稱地干班)要招收學員。我聽到了萬分歡喜，忙不過地跑去報名。
地干班設在縣立中學，我走進辦公室，見里面已擠滿了人，有青年學生，有青年農民，還有留發巴的婦女。他們圍著一位解放軍同志，談得很熱火。有的訴說著家庭的苦難，有的講個人的遭遇。那位解放軍中等身材，頭戴一頂灰色八角帽，帽沿很軟，搭拉在額前。面容消瘦，顴骨較高，上唇內縮，下唇凸出，說著一口四川話。灰色棉襖又寬又長，顯得不很合身，襖面上油膩膩的。如果不看他腰間皮帶上別著一支左輪手槍，興許以為是個入伍不久的炊事兵呢！報名之后，我才知道他就是我們竹山縣第一任縣委副書記、縣人民政府司法科科長、地干班主任邵子南同志。我們學員一直稱他“邵主任”。
邵主任的擔子很重。黨里、政府里、軍隊里的工作，他都要做，每天還給我們講三小時的課。他講的是《社會發展史》和毛主席著作《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他隨身背著個打了兩個補丁的舊黃挎包，里面裝著一支小楷毛筆、一個銅墨盒、一個自己裝訂的黃紙本子。在膝蓋上就可以辦公。
邵主任是一九四九年元月底隨軍南下來到竹山的，同年六月底離開我們奔赴四川。至今已整整三十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行為舉止，他那平易近人、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都在竹山人民的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直到他的中篇小說《三尺紅綾》出版后，竹山人民才曉得他是一位有名的作家，他的書中描寫了竹山的人和事。
三十年來，我常常懷念邵主任。我和他在一起雖說只有短暫的四個多月，但他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清晰地留在我的記憶中。我用他的品德教育自己的子女，也當故事講給青年們聽。由于文化水平低，我不能寫出一篇象樣的文字來紀念他，只好寫出他在竹山的幾個生活片斷。
父親的喪事
我和邵主任相認才七天，也就是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四日。這天早晨，我父親得急癥(脫氣)死了。一無棺材，二無壽衣，三無糧食，我奔波了一天，仍無著落，無法安葬，全家哭成一團。我也沒到地干班請假。邵主任聽說后，就親自到我家來看。
看到邵主任，我更加傷心地哭起來。他問我：“你父親是干什么的?”
“他十四歲起就幫人家當長工。”
“幫過哪些家?”
“幫過永昌恒、慎昌祥、鹽行。”
“這幾家老板都在嗎?”
“都在。”
邵主任叫我喊保長來。費保長來了后，邵主任指著我父親的尸體問：“你認識他嗎?”
“我認識，他幫人一輩子。”費保長答道。
“幫人一輩子，為什么死了無人過問?”
費保長無言所答，邵主任面色嚴肅地說：“你馬上把他所幫過的老板都叫來，快，我等著！”
費保長叫來了永昌恒老板余子寬、慎昌祥老板王澤民，鹽行老板崔福堂。 ；
大概是費保長給三個老板傳了話，他們一進門都哭了起來。
邵主任厲聲說：“貓哭老鼠I不要你們來這一套。他一生受你們剝削，死了應該由你們安葬，還要披麻戴孝!”要三個老板各拿五十斤棉花作安葬費。(剛解放，法幣——國統區紙幣——不能使用，用棉花折合)并責成費保長辦理。
邵主任這樣安排我父親的喪事，我們全家都得到了安慰，感激邵主任的話裝在心里，一時說不出來。
可是，到了中午，三個老板還沒有拿棉花來，連面都見不到了。我又去找費保長，費保長說：“老板們不拿棉花，我有什么辦法?”我只好去找邵主任。邵主任一聽，很氣憤，就派司法科科員熊海山同志到我家負責安排此事。
熊海山是個性情火爆的人。他喊來費保長和袁甲長一起到永昌恒對余子寬說：“我們準備把死人抬到你家里來，怎么樣?”余子寬嚇得要命，連忙說：“我送棉花來，馬上就送。”熊海山對費保長和袁甲長說：“不要他的棉花，你們派人把死人抬來1”
余子寬連忙派人送來五十斤棉花，又去催慎昌祥和鹽行的老板。
直到夜晚，我父親才被裝進棺材。三個老板頭戴白孝安葬了我父親。
這事很快傳遍了竹山城，老百姓都說，共產黨的干部是為人民辦事的，信得過。
深夜槍聲
一九四九年正月十六(陽歷二月底)，也就是竹山縣城解放后的第二十三天，國民黨正規軍馬洪魁部大兵壓城，駐扎在城西六十里外的溢水，偽縣長賀理華的夜壺隊(當地匪軍)駐在城南四十里的黃土埡。情勢十分危急。城里沒有解放軍，地方干部和地干班學員都做撤離縣城的準備。邵主任一天到晚不是忙著開會，就是組織我們學員做干糧、分發槍枝。晚上十點左右，邵主任組織我們學員開會，他說：“我們不僅要做撤離縣城的準備，還要準備打仗，你們怕不怕?”
“不怕！”我們齊聲回答。
邵主任哈哈大笑，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他的笑聲。
“啷個不怕喲，你們沒有打過仗，還怕賀理華回來殺頭哩！”他又風趣地說：“你們還是‘二共’呀！(國民黨稱才參加革命工作的人為“二共”)你們還是好好地睡覺，敵人進城也沒有那么容易，我們的部隊在頑強地頂著。到撤離的時候再通知你們。”
散會后，給每人發了一支步槍和一袋饅頭干。我們這些十八、九歲的小伙子，第一次拿到槍和干糧袋，又喜又怕，心里說：“我們不是‘二共’，我們要當真正的共產黨1”
回到寢室，躺在床上，誰也睡不著，想這想那的。燈盞里桐油熬干了，燈草點完了，我們才合上眼。
約莫四更時分，邵主任寢室窗外突然傳來一聲槍響，學員們應聲而起，拿起槍和干糧袋向邵主任房間跑去。我第一個跨進他的門坎，邵主任一把將我推出門外，小聲嚴厲地命令道：“離開！誰也不要接近我！”我退到他對面的墻根邊，別的學員也被我拉著站在一起，距離不到五公尺，月光下我們看得很清楚，邵主任站在那兒，拿著手槍，注視著窗外的動靜。
我們呆住了，不知是怎么回事，又不見他同房間的通訊員小朱。
沉靜了幾分鐘，邵主任將手槍插進腰間，說：“徐昭武，朱祥林進來，其余的分兩組到大門和后城墻去查看情況！”
進屋后，邵主任擦火柴點燃桐油燈，叫我們查看現場。
床頭墻上有一個窟窿，床上灑滿了泥土，顯然子彈是從窗孔射進來的。
邵主任說：“咯老子，還是想打死我！”
通訊員小朱提著步槍跑回來氣喘吁吁地說：“前門沒有發現敵人，大概是從后城墻跑了。”
邵主任說：“這個龜日的，終久逃不脫我們的手心，遲早總要收拾他！”
一陣緊張之后，邵主任寫了張紙條折疊起來交給小朱，要我陪小朱一起到縣政府交給縣長劉華。我們剛走到縣政府門前，就遇見迎面出來的劉縣長和三個全副武裝的同志。
劉縣長來到地干班，握住邵主任的手，風趣地說：“老邵啊，監獄里跑了犯人，特務放冷槍要殺你，夜壺隊要進城，熱鬧得很呀I這又是寫作的好材料，寫出來比你那《李勇大擺地雷陣》還要精彩！”
邵主任立即問：“跑了誰?”
“就是你破案的那個謀財殺人犯陳光興。”
“什么時候?”
“兩小時前。”
邵主任叫我去打水洗臉，他和劉華同志一起走了。
三件人命案
我們的邵主任，三個月內斷清了三件人命案。
這三件案子是極其復雜的。一件是竹山城解放的第二天，城內一個窮得揭不開鍋的婦女上吊自殺了，其夫楊其林向政府告狀，說是有人搶了他女人的七根金條，殺人滅口。周圍的群眾誰也不相信她有什么金條被搶，說她是個瘋子，打胡說。這是一起無頭案。另一件是一個姓陳的和一個姓胡的爭著當保長，陳殺了胡，這案子偽政府沒有斷清，又向新政府起訴。還有一件是王王氏(即《三尺紅綾》中王秀芬的原型)離婚案，之后又告王王氏殺人。
地干班結業后，我留下任地于班秘書，朱樣林同志被分到司法科當科員，加上原在司法科工作的熊海山同志及通訊員小朱共五人，都歸邵主任領導，既是地干班職工，又是司法科干部。
邵主任召集我們開了一個民主生活會，會上我說告狀的人太多了，工作太忙了，又忙不出一個名堂。邵主任說：“我們已經有名堂了，有人向我們告狀，這就是名堂呀!現在我們人少事多，不能把所有的案子同時查清楚，要分一下輕重緩急。我們面前擺著三條人命案，要打開局面取得人民的信任，首先要查清楊其林告的謀財殺人案。”
“楊其林窮得叮當響，他有啥財讓人家謀呢?狀紙上又沒把金條的來龍去脈說出來，怎么查?”朱祥林說。
邵主任笑了笑，從黃挎包里掏出黃紙本翻開看了看，問；“你們城里有個楊大人嗎?”
我說：“有。"
邵主任果斷地說：“這是謀財殺人案。楊其林雖然告了狀，可他又怕得要命。”
我們莫明其妙，面面相覷。
邵主任若有所思地說：“十五年前，楊其林家的母豬，拱出了楊大人埋的七根金條，楊其林便收藏起來，一直害怕楊大人發覺后告他偷金之狀，性命難保。他去鄖陽挑腳，就悄悄把金條轉移到屋梁上藏著，回家來看見女人吊在梁上，金條不見了。”
我們都很驚訝：邵主任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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