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巡行庸國一周的最重要印象就是庸國國境地貌相對獨立而完整，足以立國，而且在當時眾多的“小國寡民”中必是大國眾民。庸國南境應是江漢分水嶺的神農架，北境就是漢水，緊沿漢水南岸是武當山脈。武當山脈之西端接巴山，東端接荊山。四山環抱，中間是一東四狹長的盆地。盆地中，西有堵河，東有南河，二河之間的分水嶺不高，但把盆地分成了兩部分。若令現代城市規劃家代庸國古人選定首邑位置，必定會在這個分水嶺上，而庸國古人正是心同此現。明本{湖廣鄖陽府志·古跡·廢上庸縣·方城山》記述：
在縣治東三十里（清本《〈府志·竹山縣·山水·方城山》稱“東四十里”)，古作縣治，遺址尚存，又名庸城山．山上平坦，四面險固，圍護如城，故名．《方輿勝覽》云：山南有城，周十余里，春秋庸地，楚使盧戢黎侵庸方城是也。
方城山和古城遺址的方向和距離都很清楚，《方輿勝覽》成于宋代，照說方城山應該無恙，古城遺址也未必全然泯滅。有心人如果到此地找到古城遺址，就會撿拾到中國悠久的城市建設史久已亡佚的“首頁”，補足終天之恨。
高明的風水師到這里會贊賞刑庸國先民找到了中國第一塊“營國”的風水寶地：以武當山脈為“座山”，以神農架為“望山”，以荊山為“左青龍”，以巴山為“右門虎”，除堵河、南河兩處“水口”，真正四面環抱，“閉風藏氣”。此乃后話，當年四山環抱的盆地地貌，水源充沛，久經沖積，必然沼澤化，生物資源豐富，古人可享天惠。待沼澤逐漸干涸，就會從“隰皋”變成“衍沃”，適宜自發展農業。所謂“閉風藏氣”，也隱含易守難攻，有安全感。這作用，到春秋前期就已突現。齊桓公稱霸，糾合“八國聯軍”，攻打蔡國，順路“教訓”楚悶。楚成王派屈完去對付，屈完作了一番有名的“外交辭令”：
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左傳》僖四年，656B。)
屈完借用了一句庸國口號。這個“方城”，指的是庸國方城，而非楚國方城。眾所周知的楚國方城，時間在戰國，距屈完發言時間起碼晚二百多年；地點在河南，距漢水最近也有一百多公里。而且“城池”連言，決無“城”在“池”外之里。-上文已敘：庸國首邑就有方城山，首邑城垣遺址周圍十余里，很大。庸國逕以城庸名其國，筑城是庸國的看家本領。令庸國人自豪的還不止于一座人工的筑城的首邑城墉，那首邑背后的“座山”——武當山脈和隨武當山脈繞行一大弧線的漢江才真正是“帶礪山河”的金城湯池。在庸國古人眼中，漢江無疑是天下第一大水，它不但大于北而的渭水、黃河，在沿武當山脈的這—段也汪洋浩瀚，氣派遠遠超過南面的長江三峽。那時人們無從比較水量，也不知現代地理學上的“河源從遠””’。我們只須知道古人把漢水上擬“天河”，稱天河為“河漢”“銀河”，便知漢水在相當長的時期一直是“天下第—大水”，當然會令庸國古人以擁有“漢水為池”而驕傲。既然以漢水為池，庸國的方城就必有廣義一面：以武當山脈作為一道天然防線。這里有一串以“方”為核心的地理辭匯：方城、防渚、房陵。方、防、房是一個意思：都是“防御”“城防”之義。〈〈竹書紀年顯王》：“十八年，齊筑房以為長城”，《史記·正義》引作“齊閔王筑防以為長城”。房陵就是“長城之山”“方城之山”。房陵、武陵、武當也是一個意思：天然防線。武當就是武擋——“當”之于“擋”“襠”，亦猶“方”之于“防”“房”，義為阻攔、遮蓋、隱蔽。庸國人曾否沿武當山筑長城，有待深考：但設置關隘，稽征商旅，在春秋時期已是常事。作為國防警備，也很自然。
早在公元前8至前10世紀之問的楚國熊渠時代，開拓江漢之間，有“興兵伐庸、揚粵，至于鄂”之舉，得手之后，“乃立其長子康為句庸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長子康毫不客氣地占領了庸國的相當大的一部分，此時庸國尚存，但不能不讓楚國分享庸國的金城湯池，所以二百年以后的屈完敢于口出大言。后世楚囤諸王自稱或被稱“庸王”，也有熊康之先例在。
在我們得知武當山脈對庸國的重要性之后，便不難理解武當山天柱峰對庸國的重要性。天柱峰海拔1612m，盡管已經比泰山玉皇頂(1532m)高，但比起“左青龍”荊山上的聚龍山 (1582)、望佛山(1946)、龐家山(1962)和“右白虎”巴山上的蒼浪山(1825)、圣母山(1817)、蔥坪山(2680)來，就不算太高；更勿論南而“望山”的大神農頂(3105)。但天柱峰巍峨壯麗，無與倫比，成為標志，毫無爭議，必然很早取得神性，被庸國古人公認為“鎮山”。庸國古人如果要畫一個以庸國首邑為中心的“后天八卦”來描述他們的國家，他們會毫不猶豫在東北方向畫一座“艮山”，就是武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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