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光
在考察中國“新新聞”之前，我要帶你們先看一看中國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中所實行的宣傳新聞。如果不簡要地回顧一下中國過去的新聞，就不可能對中國新聞空前的自由有清楚的認識；如果不了解黨過去和現在的宣傳和新聞政策，我們就無法嚴肅地討論中國的“新新聞”。按照西方的觀點，中國現在的“新新聞”算不上“新新聞”，但就中國數十年宣傳性新聞占統治地位的背景而言，中國現在的新聞完全可以說是“新新聞”。
先讓我們讀一下專欄作家馬拉（音譯）講的一個故事：
春節以后，我看到我鄰居的女兒，一個一年級的學生在背誦她的語文課本。第一課是“我是一個中國人”。第二課是“我愛我的老師”。第三課是“我愛爸爸媽媽”。但在30年前，我在這個女孩子這么大時，翻開我的語文課本：第一課是“毛主席萬歲”。第二課是“中國共產黨萬歲”。第三課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這三則口號在我到學校的路上貼得到處都是。我聽到英雄人物在電影和舞臺上呼喊這些口號。我升到高年級以后，在我的課本里學了人民公社一個英雄的一課。我們的女老師在黑板上寫下了這個故事的中心思想。這個英雄挫敗了階級敵人金錢、美女和糖衣炮彈的攻擊。那時，雖然我們都是窮孩子，但我們都懂得“錢”的意思。拿著紅寶書長大，我們都懵懂地知道“階級敵人”和“糖衣炮彈”是怎么回事。但“美女”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新詞。有一個大膽的同學向老師喊道：“什么是美女？”女老師愣了一會兒回答說：“美女就是壞女人”。
1980年，我在四川上了大學。在我的中文課本中有一首浪漫的詩，題目是“周總理辦公室的燈光”，這首詩以傷感的筆調歌頌了中國領導人辛勤工作的精神。我在校園的餐廳里遇到了一位美國教師。這位美國教師說：”為什么你們國家的詩人要寫詩贊揚你們政府的領導人呢？”在美國不能想象浪漫詩人會寫詩歌頌辛勤工作的國務卿基辛格。國務卿也許工作非常努力，有時會忘記關自己屋子里的燈。但他不是高級公務人員嗎？我真無法理解你們國家的詩人。四川的女孩子很美，這里有那么多的美麗的女人。你們為什么不寫美麗的女人而要寫總理呢？既然你們知道你們的總理很忙，連關燈的時間都沒有，他怎么會有時間讀你寫的詩呢？
以上的故事生動地描述了這個國家的宣傳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是如何高唱贊歌的。扭曲的宣傳模式在一些黨的報紙上仍然存在，這往往和語言環境有關系，許多老一代新聞工作者就是伴隨那樣的語言環境成長的。一位《人民日報》的圖片編輯講述了發生在1978年的一個故事。一位攝影記者拿著一張照片來到編輯部問編輯：“我該寫一個什么樣的圖片說明呢？”照片上是一群人在開會。“我是寫一群人在批判資本主義，還是寫一群人在學習毛主席著作？”
1978年以前，在中國廣大的鄉村，人們還多是通過高音喇叭收聽新聞，這種高音喇叭是專門用來在白天和晚上固定時間播放新聞和通知的。如果要是從收音機上收聽莫斯科廣播電臺、美國之音、英國廣播公司和臺灣的節目，那是要犯錯誤的。星期六下午，農民、工人、學生、戰士會被組織成不同的政治學習小組閱讀報紙。閱讀和收聽新聞不是個人可以選擇的事情，是“嚴肅的對或錯的問題”，是“對黨和政府的政治態度問題。”
在中國，許多年來新聞記者是不允許采寫和報道國家的困難和問題的。每當媒體報道“總的形勢是好的”時，就意味著“形勢非常嚴峻。”當媒體報道說“市場繁榮”時，實際情況是“物資短缺”。在1979年最佳新聞照片評選委員會的會議上，有3張反映小學校校舍簡陋的照片。一些委員會的成員反對選擇這3張照片，說讓這么多反映陰暗面的照片獲獎不合適。在那個假話、空話和唱高調的年代，編輯看到照片上人衣衫襤褸或照片上出現牲畜時，就會斃掉這張照片。編輯會認為這樣的照片有損社會主義的形象。張東平（音譯）于1998年11月16日在《北京日報》上寫道：“那時是絕對不允許報道老百姓的疾苦的。那時也沒有人有膽量說實話。真可謂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經過20年的改革，中國的新聞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過去的框框還會不時地回到我們的身邊。解放思想對于圖片記者永遠是一個新鮮的話題。”
長期的宣傳形成了一種寫作模式，即“好消息是新聞，壞消息不是新聞”，而且“要使壞消息看上去像好消息”。1998年夏天刊載在《南方周末》一個專欄中的一篇文章可以說是擊中了要害：
“我常常讀到這樣的新聞：某地發生了地震、洪水或火災等自然災害，當地政府不遺余力地組織救援工作并安排受災群眾的生活，那些雖然遭受了災害但活下來的老百姓感動他說，‘是黨和政府救了我們。社會主義就是好’。這樣的新聞報道是沒有意義的。”許多年來，新聞報道形成了一種模式，在這種模式的報道中幾乎不報道災害的原因，不描述發生災害的場景，也不報道傷亡的人數以及財產損失。這些報道中的所有消息來源，引語和重點都似乎在不斷地印證“社會主義好”這樣的事實。其他新聞報道也如法炮制這種模式，比如在公安部門解救被拐賣的婦女時；社會福利部門對特困家庭表示關心的時候；政府官員向下崗工人發放救濟金的時候……日復一日，我們的媒體不厭其煩地使用淺薄的例子來證明一個深刻的真理。難道不做作嗎？現在消息靈通和知識廣博的大眾完全有可能對這樣的新聞報道邏輯提出疑問：難道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對這樣的事會根本不管嗎？
以上情況生動地描述了中國人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從媒體中讀到、看到和聽到的是什么新聞。可是為什么諸如對“感激涕零”的報道總會出現在中國的新聞中呢？新聞記者怎么會對寫這樣的新聞不感到厭煩呢？中國一位政治學者認為這可能是源于中國人的大眾意識，他寫道：“中國人在傳統上總是期望有一個慈善的領導人，而不是期望有一個制度來保護他們的權利和自由。這樣的事例在中國舉不勝舉。人民總是圍跪在出行的地方官員坐的轎子前，淚流滿面地表示他們的感激之情。人們只知道對政府官員表示感激，但他們從不知道這些官員所做的任何好事都是他們的職責。”在這樣的大眾意識下，公眾長期以來并沒有認識到媒體的首要任務是寫出不諂媚的報道，這才是正常的。甚至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決定開始改革和向西方開放時，將媒體作為革命機器的一部分的傳統新聞政策仍然沒有什么改變。（李希光）
標 題：李希光司久岳做客千龍網"新聞沙龍"暢談新聞報道的變遷
發稿時間：2002-3-11 16:50:07
內 容：有人說兩周不看電視，不看報紙，不上網，就有與世隔絕的可能，現代社會每天都離不開新聞，新聞記者和媒體給我們的生活打開了一個豐富多彩的窗口。中國媒體的新聞報道也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為此，千龍新聞網于3月4日開通了籌備兩個月的"新聞沙龍"在線訪談欄目，請來了第一批客人，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和新華社資深記者司久岳，就中國媒體新聞報道的變化與網友進行在線交流。
欄目正式開始前，李希光一聽"新聞沙龍"這個名字就很興奮，他覺得千龍新聞網的膽量很大，因為在今天這樣一個新聞傳媒急劇變化的時代，越來越少的人愿意把自己從事的工作叫新聞工作，而更多人把自己冠上時髦的名詞叫傳媒工作，千龍網卻敢于把自己這樣的論壇稱為新聞沙龍而不是傳媒沙龍，對此李希光表示非常高興。
中國媒體報道的時效性越來越強
現在人們感覺到傳媒的變化越來越快，媒體的報道形式越來越受大眾的歡迎，像《焦點訪談》、《實話實說》、《第七日》、《南方周末報》以及現在的網站新華網、人民網、千龍網的報道形式很受大家歡迎。新華社司久岳從他的切身經歷談到了中國新聞報道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各方面都發生很大的變化：
"1988時的新華社有這樣一個觀點，就是今天要消滅昨天的新聞，新聞必須是當天的，為此新華社做了很大工作。消滅了昨日的新聞又開始消滅幾個小時的新聞，一直到現在現場直播的水平，在重大的國際突發事件報道中，幾乎都是進行直播報道，比如新華社在報道阿富汗事件中，在很多事件上都與路透社，美聯社等國際新聞媒體同一時間報道。"
李希光則從另一個角度--新聞采寫工具的變化談新聞報道的變化。作為新聞傳播，大家更多看到的是從受眾接受的角度看新聞的終端變化。但是作為新聞工作者，我們應該更多地看到新聞產品在生活過程生產手段、生產方式的變化，也就是中國新聞工作者、記者采訪新聞和寫作新聞的時候從最早一只手（用筆）到兩只手（用打字機或電腦）的變化。其實記者行業在100多年誕生的時候，西方記者是用兩只手在寫。西方人一開始用打字機，中國人一直是在用一只手在寫，一直在1988年、1990年的時候還是用鋼筆寫稿子。因為中文沒有打字機的階段，中國人從2000年前的一只手到20世紀的兩只手經歷了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但現在大家都是用兩只手，大家站在了同一個起跑線上。
中國媒體報道呈現出立體化報道
換筆的過程加速了新聞報道的時效性，但對于老百姓來說新聞內容才是最重要的。網上曾流傳一首諷刺新聞報道的順口溜："會議沒有不隆重的，閉幕沒有不勝利的，講話沒有不重要的，部長沒有不熱烈的，領導沒有不重視的，看望沒有不親切的……"
對于人們反映的新聞采訪中竟空話、套話，司久岳不這么認為。他說，有一部分新聞是這樣的，但是大部分新聞都是很好的。因為當時我們國家的報紙就是四版八版，但現在媒體的載量空前擴張，媒體到幾十版，電視到幾十個頻道，然后網絡媒體對信息的載量更是無限的。新聞寫作方面也有很多改革，推出立體化報道，除了有簡短的消息外，還有寫的比較生動的、詳細的通訊報道，若事件重大，還有評論，新聞分析，綜述，形成一個整體的立體報道。如上周大家比較關注的狗熊受傷事件，媒體報道越來越成熟了，北京市這幾家媒體的報道都不是單方面的報道，而是采取各種各樣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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